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会接受调解，接受低额赔偿。
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案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协助”郑文渊。
郑文渊代理的开发商案子，到了二审，总会找到他。
每次都是“维持原判”。
每次都有“咨询费”。
杨为民用这些钱，送儿子出了国，在海南买了度假别墅，换了一辆奥迪A8。
现在，郑文渊死了。
但案子还在。
钱还在。
儿子在伦敦的花销还在。
杨为民睁开眼睛，看向窗外。
法院大楼的院子很安静，几辆车停在车位里。更远处是龙城的街道，车流缓慢移动。
他想起那个瘫痪的农民工。
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农民工的妻子来法院门口跪过，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冤”。
保安把她赶走了。
后来听说，农民工没钱继续治疗，肺部感染死了。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再没消息。
一条人命，五万块钱。
杨为民当时安慰自己：就算判了八十二万，那个农民工也活不了多久。早死晚死，都是死。
但偶尔夜深人静时，他会梦见农民工那双深陷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他会在梦里惊醒，一身冷汗。
然后起床，去书房看儿子从英国寄回来的照片。照片里，儿子站在泰晤士河边，背景是伦敦眼，笑容灿烂。
看着照片，心里的不安就被压下去了。
值。
一切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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