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听了,点了点头。
“好。那你说说,你写荷兰,分析‘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怎么为荷兰的全球贸易提供法理依据’。但我问你,格劳秀斯的理论,在当时真的被荷兰商人用了吗?”
程度说:“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是1609年发表的。当时荷兰正在跟西班牙、葡萄牙争夺海上贸易权。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就援引了格劳秀斯的理论,为自己的贸易垄断辩护。这不是事后总结,是当时就有的法律实践。”
高育良看了程度一眼。
“你连这个都查了?”
“我读了一些国际法史的资料。”
高育良没有再追问。
他拿起第一章,翻到写葡萄牙的那一段。
“你写恩里克王子,写‘一个王室成员,面对一群商人,怎么说服他们掏钱、怎么分账、怎么处理失败’。这个角度很好。但你写英国的时候,写的是《大宪章》、议会主权、普通法、专利法。这些是制度层面的东西,太宏观了。你能不能像写葡萄牙那样,写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一个18世纪的英国商人,他怎么申请专利、怎么打官司、怎么跟议会游说?”
“高老师,您这个建议好。我可以在英国那一章里加一个小人物的视角。”
高育良又说:“还有,你写美国,写‘反垄断法怎么防止资本固化’。这个角度很敏锐。但你要小心一个陷阱——你在1994年写美国,如果写得太正面,会不会有问题?”
“高老师,我明白。我写美国,写的是它的制度逻辑,不是写它好。而且我在结尾会写‘美国的挑战’——政治极化、金融资本膨胀、产业空心化。不写‘美国衰落’,但写它面临的问题。”
高育良笑了笑。
“你连这个都想好了。”
程度说:“想好了。”
高育良把稿子还给程度。
“程度,你这个选题,比我想象的大。但是,如果你能驾驭,这本书的价值会比《洪武之后》更大。《洪武之后》让人看到你‘懂中国’,这本书让人看到你‘懂世界’。两本书合在一起,你的学术身份就完整了。”
“高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想请您做这本书的指导老师。”
高育良摆摆手:“上次《洪武之后》,你挂了我的名字,经济系那边就不高兴了。这次你写的是经济题材,指导老师还是写经济系的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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