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也就是崔宝纯被父亲赶出家里出外谋生的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第一波“下海经商”潮。千千万万不甘心捧着铁饭碗拿死工资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商海。
比如，万科的王石辞掉了广东省外经委的工作，用倒卖玉米赚的第一桶金成立了公司；柳传志带着十个科研人员走出中科院创办了联想；李东生在惠州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辟了自己的工厂，那就是后来的TCL。
“我们下海吧”，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之间最具蛊惑性的一句话。
南方沿海传来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全国。广东大量兴办工厂，港资、台资企业纷纷涌入，“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遍地开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民间开始流传一句俗语：“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那些最先跑到广东的人，有人半年就把瓦房换成了两层小楼。一个叫“万元户”的新名词，席卷了大江南北。
那时候北京一个脑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二块钱，一个万元户相当于五年的工资。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话：“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
同样是一九八四年，东北的局势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时代靠着重工业撑起半边天。八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有的直接破产。
一九八六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了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从那时候起，东北的工人们第一次嗅到了萧条的气息。经济指标下降，缺乏技术改造，新的产业又没有起来，大量职工下岗。为了安排再就业，“哪怕政府雇用，一个家庭也要安排一个”。
因为大量国企破产，从东北南下的人，就这样汇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广州火车站每天进出旅客高达十几万人次，春运期间南下的民工如同洪水般涌入。
一九八六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一百八十五万，到一九八八年增加到三百二十万。
崔宝纯，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揣着父亲给的两千块钱，从康屯走了出去。
他先到了长春。
选长春，是因为这是离他老家最近的大城市。他听人说，长春机会多，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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