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12月文章发布后，连同三本样书与支票共同邮寄过来。
韩君安收到可能也得1月份左右了。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挺欣喜于这位意外之财。
去图书馆借来一本英文词典，韩君安开始埋头核对合同。
中途，刘振云等舍友回寝室休息，先是惊喜这位大神终于回学校后，然后又悄悄地压低行动声响，不愿影响他埋头苦学。
他们不会料到那是一份来自海外的合同，也不会料到《调音师》与《我与安》会在海外掀起多大的风浪，以至于深切改变了80年代美利坚对于龙国的认知。
花了四五天确定合同没问题，韩君安又跑去将其寄出。
与预想中的紧密盘查不同，这份寄往海外的邮件竟只经过程序性检查。
还是他刻板印象了。
回完信件，解决完各类杂务，韩君安又抄起笔记本开始穿行在各大教授的办公室。
补课时间到！
两个月的时间在补课—集中改稿中一闪而过。
12月1号。
《人民文学》第12期发布。
这也是《那个男人来自地球》连载的第三期。
与第一期的“我艹！有魅力”，和第二期的“靠！他在谈什么”不同，大众对第三期有种近乎于纯粹的期待。
快！快把书端上来，让我们瞧瞧君安又他喵的写了些什么。
倒也不是大众破罐子破摔……好吧，大众读者确实有类似的想法，只是他们的“摔法”更特殊些。
身处本时代的大众会忽略时代塑造出的特殊语境，可将时间线拉长去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可以看做压抑太久的“人民记忆“”集中的、能动的释放。
这种释放是“集体潜意识”在苦难的打击和伤痛的刺激下麻木心灵的“觉醒”——这也说明这种“觉醒”本身就是无目的的。
作家们身为时代的一份子，他们也处于“无主体”之中。
失去主体思想已久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建立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感世界、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他们仿佛从干旱的沙漠上走过来，饥渴到近乎于濒临死亡。
所以，只要看到“水”，不管它“有毒没毒”，也不管它“干净与否”，先喝下去再说。
所以，读者、评价和作者本身都很难看到这些所谓的“伤痕文学的变种”都蒙着层苍白到可怕的面具，作家在其中的思想更是贫瘠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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