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上脱离普通劳动者。
但这份报告里的人，在法国，有人的工资已经远高于全国平均线——涉案的几名巴黎中层干部的隐形收入相当于法国普通工人的一点五到两倍——却他们仍然觉得不够多。
这种"觉得不够"不是来自物质匮乏，而是来自一种更深的、源于旧社会残余的东西：
对"高于他人"的渴望。
他们想要的不只是够花，而是比别人多得多；
不只是安稳，而是能看到别人不如自己安稳；
不只是被尊重，而是能随时践踏别人的尊严而不被追究。
韦格纳想起了他在一九二八年推动公务员规范时说过的一句话：
"收入分配解决的是物质问题，但解决不了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旧社会留给新社会最顽固的遗产。"
在德国的劳动力分配制度中，国家实行的是统一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分配体系。
每一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都要接受职业能力评估，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和个人志愿分配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个人申请转岗的自由流动通道。
这套系统在过去十年里为德国的产业结构提供了高度匹配的人力资源供给，工厂有充足的合格工人，农村有稳定的农业劳动力，新兴的技术领域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但劳动力分配的合理性不等于社会心态的合理性。
当一个人被安排在某个岗位上久了，他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个岗位是他自己凭借"能力"赢来的，而不是国家按照社会整体需求配置给他的。
这种错觉如果跟"收入差距"的观察结合起来，就会发酵成"我配得上更多"的怨愤。
而怨愤一旦跟可乘之机相遇，就是腐化的起点。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墙边的那排书架前，取下一本红色封面的册子，那是一九三三年德国颁布的《干部行为守则》，
其中，第三章第十二条里写着：
"任何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职权范围之外的个人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特权，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档案信息对社会成员进行非法的、非公务目的的控制或要挟。"
这个条款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经过三次讨论修改之后最终通过的，当时有人觉得措辞过于严苛，但韦格纳坚持保留了"控制或要挟"这个词组——他那时候就知道，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人可能会用信息当工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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