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杜瓦尔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睡袍，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脸上没有妆，看起来比登记照片上老了至少五岁。
两名女同志一左一右扶着她走进来。
审讯室不大，一张金属桌子，三把椅子，一盏瓦数不高的顶灯。
墙角的录音设备已经打开了，磁带在缓缓转动。
莫罗坐在桌子对面，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同志们这十多天来收集的所有材料。
"伊莎贝尔·杜瓦尔。"
莫罗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抬起头直视坐在她对面的成熟风韵少妇，
"或者我该问——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杜瓦尔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了一层淡粉色的甲油。
杜瓦尔抬眼看了看莫罗，又看了看坐在角落里做记录的年轻同志，然后轻轻呼出一口气。
"我的本名叫玛德琳·贝尔纳。一九零二年生于第戎。"
她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速很平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
但莫罗注意到她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指甲在桌面上划过一道细小的痕迹。
"好，玛德琳。"
莫罗说，
"那我们从头开始？"
紧接着，玛德琳的讲述用了将近三个小时。
她说她年轻时在巴黎第八区的一间时装店里做工，被一位常来光顾的客人看中，那人是个做纺织批发生意的资本家，已婚，比她大二十岁。
她做了他的情妇，住在十六区的一套公寓里，过着她以前只敢在橱窗外幻想的那种生活。
革命爆发的时候那人带着她一路向南逃，从马赛乘船到了英国，直到在伦敦安顿下来。
"他在伦敦还有一批存货和几个旧关系，本来以为可以重新起步。"
玛德琳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变得平和了一些，
"但那些旧关系在新环境下不怎么管用。
他的人脉断了，资金也越来越少，脾气变得很差。"
杜瓦尔在伦敦生活了大约四个月，那个男人开始频繁出门，有时候整夜不归。
后来她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看见他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是一个英国女人，红头发，穿得很体面，比玛德琳年轻的多。
玛德琳当晚质问他，他摊了牌，说已经在伦敦这边另外成家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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