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应该遵循‘最大公约数’原则。
也就是说，在各种语言中，如果某个词根在超过八种语言里有相似的形态，就优先采用这个词根作为基础。
如果无法找到超过八种语言共通的词根，则优先采用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的对应词汇。
这个原则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条可以操作的标准。
具体执行起来是否可行，需要各位语言学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详细论证。”
杜布瓦问道：
“托勒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文字。
新语言使用什么文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希腊字母？还是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的拼音体系？”
“我们目前倾向于拉丁字母作为基础书写系统。”
托勒的回答没有犹豫，
“因为目前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口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西里尔字母使用区虽然也很广泛，但拉丁字母在技术领域、国际通讯和青年一代的普及率中已经占据了稳固的优势。
不过，我们需要为西里尔字母使用区的学习者也提供一套对应的转写方案，确保所有国家的人都能用自己熟悉的书写系统来学习这种新语言。”
会场里，一位一直沉默的意大利学者慢慢举起了手。他是米兰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年纪不大，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
“托勒同志，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一种新的语言。
这很好，这是有远见的。但语言不是从会议室里诞生的，语言是在街头上、在集市里、在工厂车间中、在每天的使用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我们可以设计词汇、规定语法、印刷教材，但最终决定这种新语言能不能活下去的，是那些愿意开口说它的人。”
“我们在做的，不是发明一种语言，而是为一种可能诞生的语言铺路。
铺路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
但路铺好了，能不能有人走上去，要看路修得好不好、修得值不值得走、修完之后有没有人愿意在上面迈出第一步。”
托勒没有急着接话。他看着那位意大利学者，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才开口：
“你说得对。语言不是从会议室里诞生的。
语言是在人们想要交流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的。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发明一种语言，而是为了让那种自然发生的过程变得更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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