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省城，桂芳基金总部，会议室。
煎饼摊事件后的第四天。肖遥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请求，拒绝了所有宴会的邀请，拒绝了所有试图接近他的人。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只有工作、阅读和偶尔的运动。但今天的工作日程中有一项特殊的安排——桂芳基金的季度工作会议。
上午十点，会议室里坐着七位理事和十几位核心工作人员。肖遥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和一沓厚厚的季度报告。李维站在投影屏幕前，手中拿着激光笔，正在汇报基金的最新进展。屏幕上显示着全国地图，上面标注着桂芳基金资助的所有学校，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遍布全国各个省份，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南的群山深处，从西北的戈壁边缘到东南的沿海渔村。
李维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语气中带着一种沉稳的自豪：“截至上个月，桂芳基金累计资助了三百一十七所乡村学校，覆盖全国二十八个省份，受益学生超过十五万人。今年新增的学校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其中云南省新增最多，达到了二十三所，主要分布在滇西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
他切换了一张幻灯片，屏幕上出现了一组对比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楚然基金会今年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们的项目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国二十五个省份，累计资助学校数量达到了两百八十三所，与我们相差不大。两家基金会的合计覆盖区域已经基本实现了对全国贫困县的全覆盖，只有在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疆地区还存在少量盲点。”
肖遥的目光在“楚然基金会”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他的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着，感受着瓷器微凉的触感。五年来，他一直通过这种方式关注着楚然的动向。他知道她创建了自己的基金会，以她的名字命名。他知道她的基金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公益组织之一。他知道她经常深入偏远山区，亲自考察项目，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他知道她一直没有结婚，一直单身。
但他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他。他只知道她的基金会做了多少所学校，覆盖了多少个县，帮助了多少个学生。这些数据，是他唯一能获取到的关于她的信息。他像一个饥渴的人，只能通过这些干巴巴的数字，来拼凑出她生活的轮廓。
他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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